五是，行政监督和问责力度不够，一些行政违法行为得不到及时纠正和惩处。

作为一种实践行为，还和实践者的职业特点有着紧密的关系。要让法官始终跟上时代的要求，在时代的广阔背景下实践公平正义，就必须坚定始终学习、终身学习的观念，通过更新学习观念，搭建学习平台，让广大法官有学习的意愿、有学习的任务、有学习的途径。

所以说，走和谐司法的路子是中国人用自己的智慧解决自己的问题。要加强法官公平正义观念的教育，就必须抓住这一新生力量。中共北京市委政法委原副书记、首都综治办主任李万钧就该项工作批示：……请总结怀柔经验，纳入明年队伍建设重点工作中，作为政法机关推进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举措。一、公平正义的时代内涵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，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与进步的重要尺度。只有有了这样良好的情趣，才会有自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良知，才能在自己的司法实践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。

区委常委、政法委书记李树江，‘法官下乡是区法院今年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并取得了很好效果，请在抓好总结宣传同时，继续完善措施，抓出更大成效。要求法制村长要发挥五员作用，即：问题调研员、法制宣传员、管理协助员、信息联络员和调解指导员。法律面对道德问题时的无能为力，早在我们古人那儿就已经得到了雄辩的论说;尤其值得注意的是，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，无论是提倡德治的儒家还是反对德治、提倡法治的法家双方都得出了几乎完全一致的结论:如商鞅就明确指出，仁者能仁于人，而不能使人仁;义者能爱于人，而不能使人相爱。

老实说，稍有良知的人大概都会对小悦悦案中的路人感到愤慨、甚至恶心;进而可能也多少会为当下社会的道德滑坡感到忧虑、痛心。在这样的前提下，考虑到国家法毕竟是一种社会公器，因而当然不应、或至少不应轻易被用来推广哪一种或者哪一些道德。所谓启蒙，简言之，即用自己的理性来面对、把握、判断并解决问题，并学会不再迷信任何某种先在且统一的权威在本文看来，法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质，在于促使人类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，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。

在一些流传下来的法学著述中，法学被称为权利义务之学。这个论断的立足点，是把权利与义务确认为法学与法律的中心问题。

也许正是在这种社会观念的支配下，在７０年代末恢复高考的头几年里，法学受人青睐的程度，远远赶不上文史哲。这样的说法带有强烈的现代性色彩，与走向权利的时代这样一个现代性主题可以说是遥相呼应。近日，看到邸永君先生在无须人为制造文史哲之间的学科壁垒（载《学习时报》）一文中，对文史哲三大学科的特质作了一个简要的归纳：哲学最为关注生与死，史学最当记述衰与荣，文学最宜抒发爱与恨。事实上，这种概括属于价值论法学的基本主张，乃是当代中国法学界价值呼唤结出来的一个硕果。

那时候，市场经济需要法律，政治活动需要法律，社会生活也需要法律，因为，法制靠得住些。据谢晖先生的《象牙塔上放哨》一书记载：在普通公众的意识里，法学等同于用绳绑人之学。在冲破这些有序状态的过程中，无序与乱就产生了。简而言之，法学关乎治与乱。

直到２０世纪的最后几年，人们关于法学的看法才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。虽然人们都渴望有序，期待天下大治，但是，有序的状态并不等于理想的状态，比如传统印度的种姓制度、传统中国的礼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的制度，都是有序的，然而，以现代的眼光来看，它们都不是理想的生活状态，甚至都可以归属于革命的对象。

相比之下，中国萌生出现代意义上的法学，才只有短短的一百年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治乱循环不但是一种历史事实与历史现象，也许，它还是我们人类永远都不能走出的历史宿命。

到了２０世纪的５０、６０、７０年代，法学的风光不再，甚至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地位都岌岌可危。这样的民间表达虽然难登大雅之堂，但却代表了那个时代对于法学的最一般的看法。另一方面，就是从学术的立场上看，把法学称为权利义务之学，也有问题，因为，权利与义务主要存在于私法领域，而在公法领域，还有一个关键的概念：权力——虽然，公法领域也必然要涉及权利、义务。于是，关于法学的特质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：法学是权利之学。这种说法沿袭已久，当然有它的道理。这个来自异域的学科，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质？还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。

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里，法学被视为阶级斗争之学，镇压、专政之类，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法学关键词。它的基本含义是：法学重在维护、保障、救济人们的权利。

进入 喻中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法学 。无论是权利还是义务，都不是原汁原味的、朗朗上口的本土词汇。

比如，电影中那个打官司的秋菊，就从来没有要求主张自己的权利，而只是要个说法。２０世纪上半叶，法学一度成为中国的显学。

套用邸永君先生的话来说，那就是，法学最应辨明治与乱。如果跳出价值论法学，如果跳出现代性的法学视野，我们就会发现，以权利来说明法学的特质，依然是不够味的——虽然它看上去很美。天下大乱既可能源于正义的革命，也可能出自危害社会的犯罪，因而，乱有高下之别。天下大治既可能是良善之治，也可能是邪恶之治，因而，治有善恶之分。

但在我看来，它还是有一些不足：一方面，它比较学术化，不是中国大众的日常用语，不大符合中国大众的日常表达习惯。寻味之余，我不由得开始琢磨，法学呢？能不能也用两个字来概括这门学科的特质？ 在中国，文史哲源远流长，几乎与中华文明的历史一样悠久。

法律的地位陡然上升，法学也再度成为受人追捧的热门学科。寥寥几笔，就像一幅惜墨如金的写意画，为我们勾画出了三大人文学科的精神实质。

可见，治与乱作为人类社会的两种状态，绝不能听任简单化的处理，它需要一个专门的学科来给予特别的研究，这个学科就是法学在冲破这些有序状态的过程中，无序与乱就产生了。

在本文看来，法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质，在于促使人类社会从无序走向有序，从天下大乱走向天下大治。那时候，市场经济需要法律，政治活动需要法律，社会生活也需要法律，因为，法制靠得住些。于是，关于法学的特质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说法：法学是权利之学。虽然人们都渴望有序，期待天下大治，但是，有序的状态并不等于理想的状态，比如传统印度的种姓制度、传统中国的礼不下庶人，刑不上大夫的制度，都是有序的，然而，以现代的眼光来看，它们都不是理想的生活状态，甚至都可以归属于革命的对象。

在一些流传下来的法学著述中，法学被称为权利义务之学。寻味之余，我不由得开始琢磨，法学呢？能不能也用两个字来概括这门学科的特质？ 在中国，文史哲源远流长，几乎与中华文明的历史一样悠久。

这个来自异域的学科，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特质？还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。这个论断的立足点，是把权利与义务确认为法学与法律的中心问题。

事实上，这种概括属于价值论法学的基本主张，乃是当代中国法学界价值呼唤结出来的一个硕果。简而言之，法学关乎治与乱。

(责任编辑：贺州市)